​民国四公子”之一的张伯驹与潘素的恩爱传奇

民国四公子”之一的张伯驹与潘素的恩爱传奇

所谓的“民国四公子”一说，最早流传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，后来被京津上流社会认可。但究竟“四公子”是指的是哪四位?各种版本说法不一，流传最多的版本是张伯驹、溥侗、袁克文、张学良四位，他们都是豪门子弟，而且都多才多艺，潇洒风流，具有传奇色彩。

溥侗是溥仪的族兄，工词翰，擅书，善画，精于鉴赏，更以皇亲贵胄身份，向众多京剧、昆曲艺人学习，集众艺人绝艺于一身，很多著名的专业演员都要向他请教，号称“票界大王”;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，生性散淡，一生无意政治权位，诗词楹联、琴棋书画、文物鉴赏等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精，尤其一手好字，行草篆隶各体均擅长，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;张学良为当时军政要人，但在文物鉴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。

张伯驹与其他三位“公子”都有交往，尤其与袁克文意气相投，过从甚密，一起快意诗酒，其逸事颇为当时上层社会称道。

出身名门酷爱艺术

在秣陵镇小学院内，有一座灰瓦砖木建筑的两层小楼，坐北朝南。项城市博物馆馆长马海珍告诉记者，这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的旧居。这座小楼面阔三间，进深三架梁，硬山灰瓦顶，东西长9.6米，宽5.4米，墙体厚60厘米，门窗檐下砖雕水波纹图案。小楼原是民国年间张伯驹家的一个中药铺，张伯驹曾在此闲居。

“我们已经组织人将原来存放在旧居内的一些杂物清出。”马海珍馆长说，张伯驹旧居的梁柱保存较好，但外部墙体有些破损，项城市文物部门正在搜集张伯驹旧居的资料，将来会按历史原貌进行修复。

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秣陵镇阎楼村，张家在项城也是名门望族。他的父亲张锦芳在家中排行老六，而他的五伯就是后来做到河南督军的张镇芳。张镇芳早年考中进士，进京为官，但遗憾的是膝下无子。按照传统规矩，如果一个人无子，其兄弟中有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。于是，张伯驹被过继给了张镇芳，这也改变了张伯驹的人生轨迹。

1905年，张伯驹来到天津，正式认张镇芳为嗣父，从此开始了在天津、北京、上海的生活。

尽管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，新式学堂兴起，但张镇芳仍为儿子请来了旧式家塾先生。张伯驹从小就天资聪慧、记忆超群，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等过目不忘。9岁时，张伯驹已能写诗，一部《古文观止》倒背如流，一时赢得“神童”美誉。

1911年10月，武昌起义爆发。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多在项城，传闻有人欲对他们不利，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迁居天津，将诸子教育之事托付给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及张镇芳。袁家子弟来到天津，这让张镇芳大喜，为了获得与袁世凯儿子亲近的机会，张镇芳让张伯驹走出私塾，进入新式学堂，与袁家子弟成了同学。后来，张伯驹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等人并称“民国四公子”，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。

1914年，袁世凯为了培养私人势力，控制军队，创立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陆军混成模范团。他自己以总统身份亲任团长。模范团的军官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中精选，士兵则精选忠诚可靠、身强力壮、当过正职军官、有过战争经验者。

在张镇芳的安排下，年仅16岁的张伯驹被破格进入模范团骑科。但张伯驹显然对军事、政治没有兴趣，连年的军阀混战、争权夺利，导致民不聊生、社会动荡，让张伯驹心灰意冷，他不顾张镇芳的反对，退出军界，回到家中，把兴趣全部转移到读书、吟诗、听戏、收藏等文化艺术活动之中。

张伯驹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，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品文，一起吟诗作画;他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，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。张镇芳死后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张伯驹勉强就任中国盐业银行董事长，但他仅仅挂名而已，很少过问银行的事。

张伯驹钟情于艺术，对生意丝毫不感兴趣，银行经理来请示事宜，他总是说“好好好，你看着办”来打发。坐拥如此多的财富，张伯驹生活却非常简朴，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、不穿丝绸，也从不穿西装革履，长年一袭长衫，而且饮食非常随便，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。

在盐业银行工作时，他常常要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三地往返奔波，还得参加各种酒宴应酬。1935年，张伯驹去上海的天香阁吃饭，遇见了他一生的挚爱——潘素。

潘素本是清朝名臣“苏州三杰”之一潘世恩的后代，到父辈时家族已经没落，尽管如此，母亲还是聘请名师教她音律和绘画。13岁时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娶了继母，两年后，继母将她卖入上海的青楼做了歌女。

初识时，她叫做潘妃，琵琶弹得精妙沁雅，长得清简明润、如玉如天。她有一张照片流传至今，照片上的她身着坠地的黑旗袍，面容婉丽又不失倔强，如回风舞雪，旖旎生姿。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在《永远的潘慧素》一文中这样描述她：“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，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，流苏帐暖，春光宛转，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。”

那时，她公然在上海西藏路和汕头路口迎客，来往的大多是上海的白相流氓，受这些江湖帮派的影响，潘妃一身江湖侠义，甚至还学他们，在手臂上刺了一朵绽放娇艳的花。大家都说她是“江南第一美女”，更是一枝超脱于凡庸女子的野玫瑰。

（张伯驹与夫人潘素）

那日邂逅，张伯驹一眼就相中了这朵野玫瑰。春光在他眼里流传，转瞬之间，便化作了笔下的诗联：

潘步掌中轻，十里香尘生罗袜。妃弹塞上曲，千秋胡语入琵琶。

短短的24个字，连用典故，还巧妙地将“潘妃”嵌了进去。张伯驹的才情，让潘妃也动了心。然而两人相互倾心，却惹来了麻烦。原来，潘妃当时已经和一个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谈婚论嫁，臧卓知晓此事后，震怒加吃醋，把她软禁在汉口路一品香酒店里。张伯驹在朋友孙耀东的帮助下，买通守在外面的卫兵，接出了潘妃。

两人见面后，立即动身去了潘妃的家乡——苏州。在那个山青水绿、柔风动人的如烟江南，张伯驹迎娶了他美丽的新娘。那一年，张伯驹37岁，潘妃20岁。

他原非专情之人，结识她之前，他已有三房妻妾，她本也不耽于儿女私情，红尘于她是苦海，她早就厌倦了世俗凡情。只是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甘愿沦陷深爱，彼此唯一了。他陆续遣散家里的妻妾，和她从此执手偕老。

（相濡以沫）

婚后，张伯驹带潘妃拜访印光法师，皈依佛门，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、慧素的法号。 “慧素”成了她的字，“素”成了她的名，她改叫了潘素。从此，她洗尽铅华，以素姿示人。以前那个风姿摇曳、艳名远播的歌女潘妃，永远成为了历史。

他还发现了她的绘画天赋，请来老师大力栽培。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学花鸟画，后来又随汪孟舒、陶心如、祁景西、张孟嘉等大师习画，同时还跟夏仁虎研习古文。

在大师们的指点下，天资颇高的潘素画艺日益精湛，后选择专攻青绿山水画。她曾和张大千合作，张大千说她的画“神韵高古，直逼唐人，谓为杨升可也，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。”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她的《溪山秋色图》题跋：“慧素生平所作山水，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，真没骨家法也，此幅白云红树，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。”

潘素的画还做过国礼，她的《临吴历雪山图》赠予英国首相，《游春图》被中国文化代表团送给了日本首相。

张伯驹诗词书画造诣极深，却对潘素的画技甘拜下风，他曾为潘素制一方章，上面刻着“绘事后素”四个字，意思是说他的绘画技艺在潘素之后。

你喜欢的，是我懂的。你懂的，是我擅长的。爱情从来都是起于美色，而不隅于美色的，它的落脚点应该是你我的心性、爱好和德行。张潘的爱情，真是世间最好的爱情了，彼此了解，互相扶持，互为成全。

1975年，两人在一起四十多年后，快八十岁的张伯驹小别潘素，到西安女儿家短居，分别短暂却深情款款，写了首《鹊桥仙》送给潘素：

不求蛛巧，长安鸠拙，何羡神仙同度。

百年夫妇百年恩，纵沧海，石填难数。

白头共咏，黛眉重画，柳暗花明有路。

两情一命永相怜，从未解，秦朝楚暮。

一生成全，换来一生懂得与珍惜。

潘素的画配上张伯驹的字，是收藏界的珠联璧合，两人经常合作作画，或者她写花草，他题诗词，只见青山绿水，意象无穷，几行小字题识远看犹如一群暮色中的归燕，无论春风得意或是贫顿困厄，均相携而来。

1980年2月，两人最后一次合作，北海画舫展出了老夫妻的作品五十八幅。

画展之后当月，张伯驹去世。

十年后，潘素追随。